孙庆伟（孙庆伟北京大学）

今天给各位分享孙庆伟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孙庆伟北京大学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1、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2、2022年沛县入伍几个海兵


3、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夏朝和商朝的历史的？


4、北京最新发掘的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卣，青铜卣上的铭文都写了什么？


5、桦南孙庆伟首饰店地址


6、访谈：孙庆伟：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1 
 记者从许渊冲家人处获悉，今天早晨7点40分，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许渊冲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译著120余本。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骑车是许渊冲平生一大乐趣
 2017年3月，记者曾到许渊冲家中专访，他可爱、执着的一面尽显——
 许渊冲：用一生捍卫译文里的美
 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身着西服，仰靠在家里最时髦的家具——一把米色仿皮摇椅上睡着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他语音高亢地连续“喊”话，实在是太累了。
 央视《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许渊冲迅速走红。他在海外的朋友纷纷发来祝贺邮件，出版社纷至沓来要给他出书，这两天他脚步匆匆赶回故里南昌，修家谱、做演讲，忙得不得了。此前，许渊冲和夫人照君婉拒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直到最近，才终于答应接受了专访。
 狂
 “他是‘外科派’，我是‘内科派’”
 北大教授许渊冲住在一套只有70平方米，还是水泥地面的老房子里，老书架、老饭桌看上去年头也都不短了。家居陈设整体有些寒酸，但这位气宇轩昂的老人一坐定，整个房间瞬间明亮了，也立刻欢腾起来。听闻自己成了网红，他咧开嘴笑了，“我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不过，别人都告诉我了。”
 许渊冲一生的成就围绕在他四周，他的中译英、中译法译著以及他的英译中、法译中著作，共有120余本，整整齐齐地立在倚墙的两排简陋书架上，这其中有他翻译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还有他用英文、法文翻译的《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而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老友的书法：“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
 许渊冲家中的书架
 和那些沉静、内敛的老学者不同，许渊冲个性张扬、狂放，上大学时得来的绰号“许大炮”从未褪色，“我是诗译英法唯一人，上世纪60年代我就是唯一人，到现在还是唯一人。”最后，他又来个强大注解，“像我这样的，两千年来也没有第二个。”
 关于翻译，许渊冲强调“三美”原则：内容美、声音美、形式美，如果谁撼动了他的原则，他就像一个战士一样，会与人决战到底。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了“三美”，一位学生反对他，说有“五美”，他很生气地说，“他就想胜过我，学习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出风头，北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了。”
 即使面对权威，他坚持翻译美之原则也从未退让过。他回忆说，翻译家王佐良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说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两个人最早的分歧因瓦雷里的诗《风灵》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其中有一句诗，大意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译成“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版译文为“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词没有美感，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他用的“酥胸”才有朦胧美。许渊冲多年后又辩论说，王佐良的翻译是“外科派”，就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掰断了，取出来，但毒还在里面；而他是“内科派”，不仅把箭拔出来，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
 他与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同样有过“战争”。《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说到市长夫人死了，按原文是“她死了”，但许版译文为“魂归离恨天”。当年冯亦代就批评许渊冲为什么要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时至今日，许渊冲依然坚持己见，他认为翻成“她死了”表示的是正常死亡，但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含恨而死，没有比他的翻译更贴切的了。再说了，这“离恨天”也不是《红楼梦》才有的，是从《西厢记》里来的，难道《西厢记》偷了《红楼梦》吗？“翻译家罗新璋当年说，他要是想到了，也会像我那么翻译的。”许渊冲就像孩子一样，最后找到了一个温暖靠山。
 “自豪使人进步，自卑使人退步”——许渊冲家里高挂着这样的条幅，“我的经验是，光谦虚不能使人进步，没有自豪感，人这辈子就完了。”正如多年前他与朋友所言，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韧
 九旬译莎翁，每天必译千字
 许渊冲刚刚完成莎士比亚剧作《凯撒大将》的翻译，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当天的凌晨三点，已开始动笔写译者后记，其手稿笔力充沛、元气十足。
 总结自己刚刚结束的翻译，许渊冲等于给听者上了一堂翻译美学课。
 凯撒说过最著名的三句话：“Veni，Vidi，Vici。”这是拉丁语，翻成中文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而翻成法文为“Vines，Vois，Vinc”，英文是“I came，I saw，I won”。许渊冲说，只有法文能翻出美感来，他用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也翻不出来。“这就说明翻译不但要真，还要美，翻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许渊冲的手高高挥舞着，说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是不能每次都做到，“做不到比做得到的多，所以需要别人的鼓励。”
 许渊冲前年接受了海豚出版社邀请，向莎翁剧作翻译发起猛攻。迄今他已翻译完成11部，出版了《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10部。“辛苦？我高兴还来不及！”许渊冲急切地分享着他的秘密：白天来人了，他就要花时间应付，但晚上没人打搅，他劲头儿一上来就谁也拦不住，那是他独享的快乐时光。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千字的翻译量，如果这个数量没完成，不论时间多晚都会补上，“有规定就好，没有规定反而累。”
 去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国内几家出版社分别推出《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面对市面上不同版本的新译作，许渊冲自信满满地说：“还是我翻得好一点，莎士比亚是把现实变成文字，我不光是把文字翻译成文字，我要把文字里的现实翻译出来，所以我翻得更好。”
 针对市面上出现的诗体莎士比亚译本，许渊冲不赞成元曲风格译文的滥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翻成‘郎啊，罗郎啊’。那念着别扭嘛。这种风格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不行。罗密欧与朱丽叶见面，不可能这么叫。”
 “莎士比亚写得满意，我翻得也满意。”许渊冲一再说，一个人的一生要尽量享受幸福，还能使别人幸福，而他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热爱翻译的老头儿更发出响亮誓言，“我要活到100岁，把莎士比亚剧作全部都翻完！”
 纯
 回忆是望远镜，看远又看近
 “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见远方，又可以看到近来，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许渊冲喜爱回忆，但回忆在他汹涌的激情中，又暗藏着诗意和美。
 在《朗读者》中，许渊冲忆起将林徽因的诗歌《别丢掉》翻译成英文诗歌送给当年喜欢的姑娘时，念着动人的诗句，竟流泪了，观众也被感动落泪。那个当年心仪的姑娘就是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周颜玉。他感叹道，“1939年那年，钱锺书、杨振宁、周颜玉和我，我们几个人遇见，这很好玩。”
 许渊冲在《朗读者》节目里
 许渊冲的语调变得温和起来。周颜玉当年是学校的皇后，班里十个男生，只有她一个女生。许渊冲和她坐邻桌，他有才，她有貌，宛若天造地设的一对。许渊冲至今记得他是在1939年7月12日，将林徽因的《别丢掉》、徐志摩的《偶然》两首译诗及一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信箱。他还补充说，周颜玉的美不光是他的独家感受，还有老师吴宓的日记为证。吴教授一日遇到了周同学，“盛施粉黛，如樱桃正熟”，而另一日遇到，则“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但无奈周颜玉已订婚，面对现实，许渊冲化伤心为力量，在女生扎堆儿的外语系寻觅到了新天地。
 许渊冲不光给大学女生写过信写过诗，他的夫人照君说，“你看我们的结婚照片多漂亮，许老也给我写过诗，但抄家时都给抄走了。”当年他们的儿子刚出生时，许渊冲的诗歌创作尤其旺盛，但照君想不起来写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有“杨柳寄真情”这样的句子。
 至于他的同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同样被老人家不断提及。许渊冲回忆起，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叶公超教授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等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许渊冲这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他还记得1998年和杨振宁分别60年后在清华大学的会面，一上来杨振宁背起了晏几道的《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首诗许渊冲翻译过，他的英译文意思是“歌尽桃花扇影风”，杨振宁当即指出许渊冲翻得不对，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可许渊冲大声争论说：“‘桃花扇影风’美多了，‘扇底风’那是画的桃花，我翻成‘扇影风’那是真的桃花，是桃花的影子落在了扇子上。”多年过去，许渊冲还在与老同学隔空对话，“在我看来‘扇底风’是实写，扇影风是想象。这就是真与美的矛盾，也可以看出科学与艺术的不同。”
 1938年刚考上西南联大时，有同学曾问许渊冲的梦想是什么，当时他表叔熊适逸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在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他就回答说：“想做像表叔那样的著译家。”如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到了。
 采访临近结束，96岁的许渊冲端起手中的茶杯。茶水清醇，杯中一朵雪菊倔强地怒放，充满活力，如同他的人生一样。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2 
 许渊冲在书房电脑前工作。受访者家属供图澎湃新闻记者从许渊冲先生友人处获悉，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2014年，国际译联将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93岁的中国翻译家许渊冲。这个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国际奖项，旨在表彰那些推动文学翻译发展、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自1999年设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授予亚洲学者。
 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120多部，许渊冲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但直到2017年，许渊冲登上央视节目《朗读者》《开学第一课》的舞台，才被普通人熟知。他在现场朗诵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别丢掉》，他的动情，他的率直，他的赤诚，打动了屏幕前的观众。
 新华网去年6月曾刊文《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跨越时代，不改一腔赤诚》。文章写道：生于1921年，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许渊冲历经了中国的沧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也是他的一生。回忆起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老师有闻一多、钱锺书、傅雷……他自言，在学术上，尤以钱锺书对他的影响最多。
 钱锺书称赞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古典文学大家叶嘉莹也称赞他的中译英诗词“音韵皆美，情味悠长”。
 许渊冲毕生钟情翻译中国古典诗文，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于此。
 新华网文章介绍：1994年，他的中译英《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在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并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1999年，他的中译法《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法国出版，被称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他将《西厢记》译成英文，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誉为“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他说，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这是世界的乐趣，也是他翻译诗歌的初衷。
 80余年的翻译生涯，许渊冲坚持“形美、意美、音美”的翻译理念，即翻译出的诗词，要像原诗的格式韵律一样工整押韵，更要有原诗思想上的意境之美。在翻译时“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他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与赤诚令人动容。
 因此他翻译的诗词注重格律，诵读时朗朗上口、十分押韵，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他译的英文版也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且诗词中境界全出，是不折不扣的“意译派”。
 《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他翻译成When I left there ，Willows shed tear；“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他译作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译作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
 虽已高龄，许渊冲仍关心时事，谈及当今世界文明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或可提供解决思路。他不断提及《道德经》里的智慧，“Truth can be known，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真理可知，但未必是你所认识到的真理）”，这是他对“道可道，非常道”的精妙理解与翻译。他还曾撰文谈孔子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一个人，而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双方都能易地而处，为对方着想，双方就可以和平共处。对照当下，他认为这些也是西方文明应该学习的道理。
 2021年4月18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北京大学举办“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庆祝先生100周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校长助理、秘书长、党办校办主任孙庆伟出席研讨会。会议由副校长王博主持。
 出席“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的嘉宾还有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副主任阎绥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贾文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北京大学19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冯庆华，以及许渊冲先生的亲友、学生，国内翻译界的学者嘉宾、国内数十所综合类院校外语学科负责人。嘉宾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代表共200余人一道，共贺先生百岁寿辰，共同探讨先生的翻译思想与成就。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邱水平代表北京大学祝贺许渊冲先生百岁眉寿，他介绍了许渊冲先生与共产党同龄的百岁人生，高度评价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成就“摆渡着中外文明，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向许渊冲先生祝寿，献上鲜花并赠送礼物——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祝帅书写的贺寿对联“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以此祝福许先生并感谢他多年来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北大方面介绍：许渊冲先生1983年调入北大工作，在2001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之初便与学院结缘。今年5月28日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2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许先生和学院结缘20年的日子。学校和学院非常关心和照顾许先生，学校领导多次到许先生家中看望，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刚书记、陆绍阳院长等老师每年春节、教师节以及先生生日都要去看望先生，并安排学院行政专人负责，定期到家探访许先生，随时关注他的生活情况，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力求给许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又不打扰到沉浸在文学翻译中的他。
2022年沛县入伍几个海兵
2022年沛县入伍几个海兵
沛县158名新兵入伍，开启军旅征途_军营共有158名新兵应征入伍，分批次前往宁夏、辽宁等地，当天首批奔赴军营的新兵有84名。愿新兵们披上戎装的翠绿让生命之树永远长青愿你们留住军徽的光明让坦荡心胸永远火红END 记者：封居尚2022江苏徐州沛县中等专业学校招聘专业技术人员40人公告-国家公务员考试网-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考试大纲、历年真题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人员，退役后1年内的，可应聘面向2022年毕业生岗位。资格条件中“专业”条件按《江苏省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设置并审核。
∪▽∪ 关于印发《新集镇2022年度征兵工作计划》的通知-政府文件-灌南县人民政府适龄青年应当在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应征。经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批准的时间统一为2022 年3 月1 和2022 年9 月1 日，新兵的徐州冬季征兵报名1031日截止计划征兵4200余人_新高考网泉山区征兵办公室主任孙庆伟：按照我们徐州市城乡一体化安置文件规定，取消了非农业户口比例征集限制，第二，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取消缓征规定，在校大学生只要身体、政审符合条件都可以应征入伍。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夏朝和商朝的历史的？
说到司马迁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的他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史记》这本书的强大的我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就是司马迁虽然写《史记》但是他会把以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历史都会写出来的，其实这几个朝代的历史资料非常少，那么司马迁是怎么做到收集资料的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第一，别责怪司马迁对夏朝商朝的记载不够详细。《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经过去了2000年;距开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业已过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个文明尚不很发达的时代，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老司马已相当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
 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不仅有历代 史学家补充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20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也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代殷王贵族大臣为叙述中 心，钩稽商民族自先商时期至整个商代长达约一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其系统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殷本纪》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商代史成为可能。《殷本纪》与《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一样，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客观方面因素有关。”
 这是顶级专业学者的精准评价了。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
 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这样的家学与师承，从小使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素养与知识，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1，“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2，诸子百家书籍。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3，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具体来说—— 司马迁作《史记》时，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五帝本纪》几乎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縢》全篇;《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 所以，韩江苏和江林昌说——“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关于《夏本纪》，北大考古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亦有极高评价。限于篇幅，不多赘述。可参看他写的《鼏宅禹迹》一书。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
北京最新发掘的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卣，青铜卣上的铭文都写了什么？
这次考古界出土的青铜卣，铭文记载的是“太保墉燕”的故事，里面还有“燕候宫”等汉字字符。太保就是西周著名的重臣召公，墉就是建筑建造的意思，燕就是古代的北京。太保墉燕，指的是当年召公他来到了琉璃河进行建造城市，自己亲自建筑了北京这个建筑群。太保（当时的召公）在燕候宫举行了祭祀，他将这个器物赐给一个史官。关于铭文的具体意思，有些还在讨论和推敲。整个铭文在青铜盖的内侧撰写，全文有4行，全部有24字。由于青铜的器物非常的珍贵，考古界的学者没有用手移动它，更没有展示给人们看上面的字迹。
这个新发现的器物有可能将改变中国古代西周的燕国历史。无论是建筑群还是铭文纂刻，包括青铜器物都是西周最早期的产品，可见这件珍品的稀有。历史界的学者目前已经确认，这铭文中的太保指的是西周著名的历史人物召公，在学界之前是有争议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资料知晓召公当年是否到达琉璃河，建筑北京城，而这个青铜卣证明了当年的召公确实抵达了燕。这项重大的发现，可以让燕国的历史更为明朗，更可以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召公。
关于西周早期的建筑，北京相关的古代史将更为完善，历史学者建议每一个北京人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个青铜卣。它代表着最早的北京城的建造，北京大学的考古学院孙庆伟教授提出，它印证出3000年前的北京建筑历史情况，它是北京的国宝一样的古代青铜，自身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次考古的重大发现令人惊叹，早在3千以前的器物完整保存和发现，它的发现对了解西周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桦南孙庆伟首饰店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福源新城1号楼1门市。桦南县孙先生工艺品店经营范围首饰加工，锁具零售。
访谈：孙庆伟：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独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尧舜禹抹杀论”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大禹为虫”，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禹”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禹为神”，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宗”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禹”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禹为虫”的看法，但“禹为神”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禹王陵”，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民族西来说”，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西亳说”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争”，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以文化来定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郑亳说”。
而事实上“郑亳”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郑亳”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郑亳说”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郑亳”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
当年的“亳都之争”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以不见为无有”。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郑亳说”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反对“西亳说”并不一定就主张“郑亳说”，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西亳说”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郑亳说”，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郑亳说”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郑亳说”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二里头国家”，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鸡同鸭讲”？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永无宁日”。（文/杨炎之）
孙庆伟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孙庆伟北京大学、孙庆伟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